贵圈丨影视圈前辈被“再教育”：上影厂长、爆款剧导演被批没网感
划重点：
- 2015年，年度国产影片top10出品方是74家，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63家，“我们开项目启动会的时候，进去一堆人坐满，都是金主爸爸。”
- 《破冰行动》导演傅育东，对于剧中蔡永强戴的那块“一眼假”的江诗丹顿手表仍耿耿于怀，“这不符合角色的身份，而问题就在于，负责道具的相关人员真的不认识什么手表，也不认识江诗丹顿。”
- “现在好莱坞没有人和你谈工业化”。郭帆心生羡慕，不过他也知道，那是攀登上“工业化”这座山峰之后，才能看到的下一座高山。
文/露冷 裴晨昕 编辑/露冷
“工业化”再次成为2019年上海电视电影节的关键词。
两三年前也有一拨热火朝天的“工业化”讨论，不过彼时，这个词是对走进新世界的美好向往，是信心百倍之际，跃跃欲试的美好畅想。而如今，在资本如火如荼跃进之后，行业的萧条突然来临，“工业化”再次成了电视电影人的最大寄托。像是教练临时叫停比赛，解决问题和相互鼓舞士气，期待着1分钟后再回赛场，队伍可以变得进攻流畅，防守有序——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投中一个3分。
电影人在谈“工业化”。2019年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把过去这四年称为“工业化最开始的阶段”。越是成功的作品，越明白“工业化”的可贵之处，与工业化的距离之远。虽然《流浪地球》被称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代表作”，不过郭帆觉得，“我们还只是畜牧业”。
6月17日，导演郭帆在2019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行业如何构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论坛”
电视剧人也在谈“工业化”。同样是2019年最热门的电视剧《破冰行动》导演傅东育，提到“工业化”时提到，“工业化的专业性，是我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他举例，《破冰行动》中蔡永强是基层缉毒干部，手上却戴着一块假“江诗丹顿”手表，“这不符合角色的身份，而问题就在于，负责道具的相关人员真的不认识什么手表，也不认识江诗丹顿。”
“错了，导演就是错了。对着监视器，剪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注意？”傅东育揽下了所有的“锅”，但他还是希望具体环节的行业门槛需要再高一些，“我想做类型化，但也希望团队能听明白、跟得上。”
那是一张挂在所有影视人心里的理想蓝图——专业分工和流水线生产，细化到研发融资、制片宣传、服化道具、摄影录像、编、导、演等，每一个具体环节、各工种各司其职，共同打造一款符合标准的作品。
不过，蓝图归蓝图，现阶段关于工业化的真实状况，正如蔡永强的那块江诗丹顿：高仿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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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电影行业如何构建有效的工业化标准体系”的论坛，是今年上海电影节最受关注的论坛之一。中国导演、外国导演、行业研究专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等，各方齐齐会诊“工业化”。
要理解工业化在此刻的紧迫意义，需要从一串数据说起。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出现9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爆发式增长阶段显然已经过去。2018年票房在10亿以上的作品是16部，占据整个票房一半以上；5-10亿的也有16部。这32部电影占据整个票房市场的四分之三。赢者通吃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中小型影片的盈利压力越来越大。
以一句话来概括——红利期已经结束，竞争进一步加剧，运气这件事也将不复存在。“跑马圈地式红利增长结束以后，深耕细作红利期刚刚开始。”凡影咨询合伙人李湛分析，“这样的背景下，依赖专业经济化的工业体系才能抓住机会。”
影视行业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但依然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混乱中——如今，制片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普华永道合伙人马骁俊也亮出一组数据：2015年，年度国产影片top10出品方是74家，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63家，这意味着一部电影背后有着16个出品方。马骁俊形容那个场景是，“我们开项目启动会的时候，进去一堆人坐满，都是金主爸爸。”
“金主爸爸”多了，投资上的焦虑得到减缓，但对制片人来说，其他的忧愁则是倍数增长。“每个人要求都要聆听，每个人需求都要满足，每个人投资回报都要顾忌。”并且，“每一家投资回报率、投资项目的意义是同样的吗？”显然不一样，于是如何协调利益，如何回报金主变成极度考验制片人的事情。
同样，这种混乱，也被期待着用“工业化”来梳理清晰。
任何一个行业，在进入充分竞争阶段时都别无他法。只能是“挖潜”与“稳定”。这也是所有行业人士都在热烈讨论“工业化”的原因。此刻的工业化能给行业安全感，可以让中国影视行业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高歌猛进和如今的断崖下跌后，以一种真正符合普遍规律的速度，保持前行。
陈凯歌曾经感慨，中国多年以来的文人传统，使得做电影在国人心中已经等同于“搞艺术”，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不会过多考虑影片类型的一般规律与共性特征。“如果每一个导演都这样看，中国电影永远做不了工业。”他曾忧虑地表示。
不过，这个问题现在不用担心了。有哪个行业在尝过赚钱的甜头之后，还能安贫乐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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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电视剧不被认为是艺术作品。即便是傅东育，这位有着《破冰行动》《医者仁心》等高收视、高口碑作品的导演，也更愿意强调作品创作的公式化类型。这些公式化的经验，既是他从业多年的最大感悟，也是他此刻的最大痛点：能跟得上这些想法的行业人员太稀缺了。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如同企业家路演推销产品一样，“推销”自己的观念。
在这个主题并非工业化的网剧论坛里，傅东育发言半小时，提及“类型化”12次，“工业”11次——“类型化”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类型化意味着观众在点开视频前对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能否在有限时间抓住主动选择的核心受众群体，成了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这需要故事内容、演员表演、剪辑手法乃至音乐风格的整体配合。
“什么叫类型？大学课堂上老师教过你，所有的作品都分类型，现在自媒体时代，大家都靠点击获取内容，点击打开警匪片，看了10分钟发现一直在讲谈恋爱。OK，换。”傅东育说，“这就是不够类型化的弊端。”道理看起来浅显，但是在过去几年，这些创作规律并未被尊重。
这也是过去几年影视行业“钱太多”所带来的问题之一。毕竟，大家耳熟能详的、最爆发式的增长，第一名来自房地产，第二名大概就是影视行业了。大量热钱的涌入，也催生了一条急功近利的套路公式：大IP搭配小鲜肉，服务粉丝，收割流量。
2014年下半年，网大、网剧的概念逐渐明晰，投资少、回报快、门槛低的特性，使其受到资本热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2015年的《道士出山》，不足30万的成本赚取了2400万票房，80倍的收益令人眼红。2015年《太子妃升职记》大热，2000万成本投入，获得超过26亿次的累计播放量，成为热门话题。一时间，古装甜宠又成为热门类型。
《太子妃升职记》剧照
在这个环境里，傅东育几乎要失业了——这位自认为更擅长现实主义创作的导演，那段时间接到的平台方要求是“要壁咚，要甜宠，要虐，虐完之后就撒糖”。这些需求让这位中年男性恍惚，“这不合理，刚刚两个人吵完，两分钟之后要拥抱要接吻，我过不去。”而对方明确表示，“过不去也这么拍”。
傅东育告诉《贵圈》，他手机里至今保留着这段对话，“我觉得很可笑，而且很悲哀”。在《破冰行动》问世之前的几年间，他一度想退休。那时，甚至有人直接对他说“你们已经老了，你们没有互联网思维，你们没有网感”。出于无奈，傅东育接下了一部古装戏。后来，他在横店遇到郑晓龙，对方问他：“你是第一次在横店拍戏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郑晓龙打趣：“你这还是导演吗？”
甚至，在那几年里，上影厂老厂长任仲伦也被“再教育”——“电影就是故事、故事、故事，人物不重要。”“要做到三分钟要有笑点，五分钟要有惊险”……
《破冰行动》拍摄现场工作照
所以，如今《破冰行动》给予傅东育的，不仅仅是一部爆款电视剧，而是那些创作经验和创作理念，终于得到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还有最终的认可。傅东育把他对于类型片的理解，全部放在这部电视剧里，摄像采用28广角、14广角，近距离无滤镜地对着人脸拍，凸显粗粝；音乐起落定点完成，刻意放大动效，以展现情绪……所有都按照类型化技术要求完成。
也有一点点捷径，对标那些在成熟工业化体系里打磨出来的成熟产品——“所有类型剧都有特点，寻找到范例后看个三五遍就能找到规律。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有些人物关系不能破。”十年前拍医疗剧《医者仁心》时，傅东育就将相关主题的美剧、日剧，如《白色巨塔》《急诊科的故事》《实习医生格蕾》等都看了一遍，最后决定“照着《白色巨塔》来打”。至今《医者仁心》的豆瓣评分依旧高达8.6分。而《破冰行动》的类型化风格对标片是美剧《国土安全》，《国土安全》中讨论的制度问题、人的情感甚至是人的信仰，体现在《破冰行动》中则对更加本土化的“宗亲文化”的思考。
“好莱坞走了一百多年，严格遵循类型化创作风格，律政、医疗、警匪、动作……分得很清楚。”傅东育眼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尊重创作规律”。 借着《破冰行动》的热度，这次他说话，全行业应该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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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说的话容易被听到，这也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之一。所谓经验便是这么来的，渐渐地，经验在经过筛选之后，开始成为“共识”。
郭帆对“工业化”的理解，核心便在于共识。
关于《流浪地球》拍摄故事里那些“大跃进”的故事，仍然被津津乐道。比如，拍摄太空场景时，需要吴京吊威亚。吴京擅长武打戏，吊威亚不是难事，但穿上六七十斤的衣服连续拍六七个小时，对演员来说消耗巨大。操作上缺乏经验，导致后期演员腿部充血。
“前段时间我去《封神》探班，看到剧组的工业化系统很是震惊，我觉得特别棒，我觉得跟他们相比我们就是手工作坊。其实不是的，我们是畜牧业。但《流浪地球》或者是《封神》，离工业化阶段都还差很多。”郭帆总结我国影视行业的工业化程度，“不足的时候都是拿人肉填的。”
能证明“工业化程度还在畜牧业阶段”的例子还有，100多块显示屏同时播放不同画面，这样一个在好莱坞大片里颇为常见的场景，在国内电影拍摄时想要实现也并不简单。为此《动物世界》导演韩延买了多种型号的屏幕来测试，却频繁遇到闪屏问题，在找了多个厂家后，才买到“不会出问题的机器”。
《动物世界》拍摄现场工作照
类似的，郭帆想在镜头前呈现一把具有科幻感的椅子，没有专业道具团队，只得亲自下场，“也是费了很大劲才做出来”。如何将导演解放出来，不需要分散太多精力、考虑其他工种负责的问题，专心剧本创意？这需要的就是工业化流程的细致分工，以及各个工种的专业化。
前期道具，后期特效，这些是关于影视行业最显而易见的“不够工业化”的部分。但更难的一部分，在郭帆看来，存于人们的意识领域。
比如，如何在一个并没有科幻基础的国家，拍摄科幻片？郭帆在琢磨《流浪地球》时意识到，中国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人们对科技、机械这类东西的亲切感是低于欧美国家的。以往国内影视剧想要表达科技感，会使用蓝色，但郭帆拒绝了，“这对我们来说有往外推的感觉”。在《流浪地球》里，他用红色、黄色、青色——“这些颜色大家会更熟悉一点”。
86版《西游记》中的人物造型，为后来同题材影视作品定下基调。
而科幻本身，在郭帆的判断里，也必须经历从“硬科幻”发展到“软科幻”的过程——因为“硬科幻”是建立共识的过程。正如86年版《西游记》的播出，就是与全国人民达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协议，这个协议里包含了人物造型、作品基调。也只有在这个协议之上，其他之后关于《西游记》的一切影视作品，既有规可循，也有革故鼎新的基础。
“硬科幻是基础，是土壤，他们用了几十年时间铺设了这个土壤，才可以种下种子，才可以有收成。”这是郭帆对于整个行业的提醒，“我特别不建议大家觉得软科幻就可以是低成本操作的，我们需要一步步铺垫和积累。”
这是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几乎要类似于“文明”了，它是与“工业化”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进程——通过影视，制造一个并不真实，却人人都相信的世界。
实际上，被当作西天前去取经的好莱坞，这些年谈的早就不是“工业化”了，而是“好的故事、好的人物、好的理念”。那是2014年，在电影总局的安排下，郭帆作为青年导演代表前往派拉蒙作短期“访学”时所发现的——“现在好莱坞没有人和你谈工业化”。作为新一代的取经人，郭帆心生羡慕，不过他也知道，那是攀登上“工业化”这座山峰之后，才能看到的下一座高山。
